提要：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根植于中國社會轉型進程，道德失范、監(jiān)管旁落、參與不足，其實都是同一進程的不同面相，而要想改變食品安全讓人憂心的現狀，需要走的路還很長，如果說道德重建一時難以奏效的話，那么，政府職能的轉變，以及社會參與和表達的擴大，或許就應該成為優(yōu)先的選擇。
三聚氰胺的重創(chuàng)尚未遠去，蒙牛特倫蘇OMP奶又出狀況，最新的消息稱，衛(wèi)生部牽頭的研討會上有專家認為，消費者飲用目前市場上的特侖蘇沒有健康危害。接著，蒙牛召開新聞發(fā)布會，傳達這一面目尚模糊的消息，意在重振人們對該產品的信任。短期內，這一舉動可能會延緩蒙牛企業(yè)的下行趨勢，但是，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根植于中國特色的現代轉型過程，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以我之見，中國食品安全問題一時尚難以扭轉，其理由舉其大者，有如下三端：
首先，現代轉型所帶來的道德規(guī)范變遷，使得建立在內心之中的安全堤防已經潰壩，且不可能在短期之內修復。
在熟人社會里，大多數產品的提供者，往往與這些產品的消費者有著面對面的關系，并可能存在著相對穩(wěn)定的交易關系，在這樣的約束下，誠信不欺其實是一個合乎理性的選擇，當其被道德化表述之后，遵守它更能得到社會評價和現實利益的雙重收獲，因此，其道德說服力就得到了雙重強化。而在一個大社會中，大多數產品的提供者，與產品的最終消費者并沒有這樣的關系，極端地講，如果預期交易只有一次，誠信不欺反倒可能成為一個非理性的選擇。
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發(fā)展，一個大尺度的陌生人社會日益取代了小尺度的熟人社會，尤其是在最近的10多年間，進入到所謂現代化起飛階段的中國，更是發(fā)生了前所未有的巨變，多數中國人告別了此前相對狹窄封閉的生活圈子，而進入到一個開放、復雜，變化快速的大社會中。這一進程相伴隨的，是全新的生活經驗和人際交往方式，相應建立在反復交往基礎上的傳統道德必然會說服力銳減，并導致信奉傳統道德的人數日益稀少，于是，普遍的不誠信成為了我們時代的特色，幾乎所有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都奉行著兩套標準，一套是對自己人的，一套是對陌生人的，從農民種的菜，到廚子煲的湯，不以不誠信為恥，其實已經成為我們民族在當前時代的道德潛意識。
在許多人心目中，中國食品安全問題首先要道德失范的問題，并將之歸咎為市場資本主義對欲望的刺激放大，對此，我的看法是，市場資本主義的發(fā)展確實會造成相應舊道德的瓦解蛻變，但是，既然選擇了以市場資本主義為現代化的動力，那么，舊道德的凋零就是一個必須付出的代價。可是，市場資本主義可以在十數年內發(fā)生改變群體生活經驗，而新的道德規(guī)范，卻需要漫長的歲月去積淀。因此，某些企業(yè)家的道德宣示，以及其刻意在公眾面前建立的道德形象，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一種推銷術，而諸多評論人士對道德重建的期待，我也不甚樂觀，受制于當代的現代化進程，合乎現代大社會的普遍道德規(guī)范尚需要很長的時間去建立，在食品安全等迫切而重大的民生領域，道德重建猶如難解近渴的遠水。
其次，如果建立在人心內部的安全堤防遙不可及，或許，我們就只得轉求于建立在監(jiān)管和懲罰之上的外部約束，然而，中國的現代化起飛過程同時伴隨著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軌，外部約束也存在著缺位的問題，需要重大轉變。
當代中國改革試圖通過賦予企業(yè)自主空間以促進經濟發(fā)展。但是，任何事情有利則有弊，賦予企業(yè)自主空間也增加了企業(yè)不法活動帶給社會公眾的風險，對于這種內生于開放市場體制的風險，需要相應的制度手段加以管控。一般而言，在市場體制下，政府對企業(yè)行為的約束，采用制定規(guī)則（立法），并以事后追懲為主的管理方式，此外，考慮到生命健康的重要性，對相關產品也不排除直接監(jiān)管的方式。
但是，中國的特殊之處就在于，一方面是法治進程相對于經濟活動的落后，一方面則是各級政府在推動經濟發(fā)展中擔當了相當主動的角色，在GDP政績的驅使下，風險防范和管控等政府本應承擔的角色反倒相形見拙了。近些年來，強調給與企業(yè)自主空間更多，而相應的控制機制卻遠遠落后，圍繞經濟發(fā)展這一壓倒性的優(yōu)先目標，常常出現經濟發(fā)展優(yōu)先于生命健康的現象。出于GDP優(yōu)先的官僚思維，或是出于地方利稅第一的本位思維，又也許只是個別人的私欲驅使，地方政府和職能部門都很容易成為縱容企業(yè)不法行為的保護傘，地方保護主義、春風吹又生的假冒偽劣，始終禁絕不了的黑窯黑礦，正是這一邏輯的產物，中國的食品安全領域，當然也不能例外，免檢產品之類措施，更像是為企業(yè)發(fā)展貼上的護身符，因此，只要不徹底扭轉這一思路，并將轉變貫徹到制度建設中來，中國的食品安全仍將面臨巨大風險。
最后，在開放的市場體制上，對抗企業(yè)不法風險也不能全靠政府，而需要社會力量的參與，但是，在參與和表達渠道不暢通的情況下，資本更有能力去接近權力，影響輿論和收買知識，因此，要對抗企業(yè)不法風險，捍衛(wèi)食品安全，也需要參與和表達渠道的更加暢通發(fā)達。
獨立的科研檢測、獨立的媒體報道、壓力團體的存在，都可以構成對企業(yè)不法行為的約束，畢竟，企業(yè)要在開放的競爭環(huán)境下生存，不可能與整個環(huán)境為敵。如果參與和表達渠道暢通，只要能夠有充分的理據、適當的輿論表達和壓力出現，企業(yè)很難堅持其不法行為。但是，以這次三鹿事件為例，早在7月底，諸多兒科醫(yī)生已經鎖定了三鹿奶粉，但是，既沒有獨立的科研檢測結果發(fā)布，也沒有獨立的媒體報道出現，更無法形成有效的團體壓力，竟然是在經過四五十天之后，憑借最高權力（在新西蘭方面的知會下），才得以逆轉事態(tài)？梢，企業(yè)不法行為之所以猖獗，除去政府的原因之外，也與社會環(huán)境有關，與參與和表達渠道的不夠暢通有關。
在我看來，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根植于中國社會轉型進程，道德失范、監(jiān)管旁落、參與不足，其實都是同一進程的不同面相，而要想改變食品安全讓人憂心的現狀，需要走的路還很長，如果說道德重建一時難以奏效的話，那么，政府職能的轉變，以及社會參與和表達的擴大，或許就應該成為優(yōu)先的選擇。